“即使在最疯狂的想像中，我也没想过这件事会发生。”菲律宾主教帕布罗·维尔吉利奥·戴维（Cardinal Pablo Virgilio David，巴勃罗·维尔吉利奥·大卫）描述自己获任命为枢机时的心情。
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郊区卡洛坎（Caloocan）的主教座堂接受BBC访问时表示。翌日，他便启程前往罗马，参与选出新教宗的秘密会议（conclave），成为菲律宾三位参与选举的枢机之一。
“通常你会预期总主教才会成为枢机，而我只是一个小教区的谦卑主教，这里大多是贫民区居民，是城市贫困人口，你也知道的。”
“但我想，也许对教宗方济各而言，我们拥有更多真正扎根于那里的枢机主教是重要的。”
戴维枢机自去年12月意外获任命，仅履职五个月，但在某程度上，他体现了已故教宗在菲律宾的遗产。
教宗方济各生前曾立志，要让他认为已脱离民众的天主教会重新回到人民身边。
戴维枢机被信众亲切地被称为“Apu Ambo”（有“祖父”、“前辈”或“长者”等意思），他一生致力为贫困和被边缘化人士发声，正好切合这个使命。
菲律宾是亚洲拥有最多罗马天主教人口的国家，全国一亿人口中，接近八成是天主教徒，也是世界第三大天主教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枢机主教路易斯·安东尼奥·塔格莱（Cardinal Luis Antonio Tagle）被视为有望接替教宗方济各的热门人选之一。塔格莱在12年前的上一次教宗选举中也被视为有力竞争者。
这个国家被认为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亮点，信仰坚定，宗教仪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然而，当地教会也正面临逆风。教会就离婚及家庭计划等教义受到政治人物的挑战，而新兴的灵恩教会（charismatic churches）正吸引信徒转投其门下。
教宗方济各并未就离婚、家庭计划等具挑战性议题提供具体答案，但他对多元的接纳，以及呼吁神职人员更积极回应贫苦群体的需要，曾为菲律宾教会恢复士气。
教会中的激进派因得到其支持而感到鼓舞。
对于枢机主教戴维而言，教宗的支持在他面对最大考验时至关重要——2016年，时任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发动“毒品战争”。
他带我参观主教座堂前的一块纪念牌匾，这里纪念其教区内的一名17岁少年基安·德洛斯·桑托斯（Kian Delos Santos）。
基安于2017年8月被警察枪杀，他只是杜特尔特的毒品扫荡行动中数千名死者之一——估计死亡人数在6,300至30,000人不等。基安与其他案件的死者不同，警方声称他持有武器并拒捕，但与目击者证词及监控画面互相矛盾。
基安在哀求饶命时，遭警察枪杀。三名涉案警员最终被判谋杀罪成，这是毒品战争中一个极罕见的问责案例。
这位枢机主教至今仍深受该地区发生的数百宗谋杀案所影响——他的教区包括多个低收入社区，正是警方“敲门与恳求”（tokhang）突袭行动中的目标，针对涉嫌贩毒和吸毒者。
“看到左右都是尸体，实在是太多了，”戴维枢机主教说。
“你知道，当我问人们他们的想法，为什么这些人被针对时，他们说他们是吸毒者。我说，那又怎样？那又怎样？谁告诉你仅仅因为人们使用毒品，他们就应该死？”
他开始为那些担心自己在警察黑名单上的人提供庇护，并开展戒毒复康计划，希望这样能保护他们。
他还做了一件教会几个月都未曾做的事情：他公开批评毒品战争是非法和不道德的。
因此，他收到许多死亡威胁。杜特尔特总统指控他吸毒，并声称要将他斩首。政府还对他提出煽动罪指控，但最终被撤销。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戴维枢机主教发现他在罗马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
2019年访问罗马时，教宗方济各私下特意给他祝福，说知道他教区发生的事情，并敦促他保持安全。
2023年再次见面时，他提醒教宗自己还活着，教宗笑着对他说，“你还没有被召唤去殉道！”
经过500年的历史，天主教会在菲律宾的角色已历尽变迁。
最初教会与西班牙殖民密不可分，西班牙修士担任实际上的殖民地行政官员，而教会亦则成为大地主。当美国于1898年取代西班牙成为殖民统治者后，实行政教分离，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政治影响力大为削弱。
不过，教会依然获得大部分菲律宾民众的支持。即使新兴的灵恩派新教教会近年来有所发展，今日仍有近八成菲律宾人自认是罗马天主教徒。
自1946年独立以来，教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不稳。教会深厚的根基和既得利益地位使其成为有影响力的角色，受到政治派系拉拢，但同时也需政权支持保护自身利益。
至1970至80年代，态度开始出现变化。这正是年轻的戴维与今日许多高层神职人员正在学习成为神职人员的时期。
这段期间，拉丁美洲兴起“解放神学”，主张神职人员有责任对抗社会普遍的贫穷与不公。
当时任总统马可仕（即现任总统小马可仕之父）于1972年宣布戒严，开始监禁并暗杀异见人士，部分神父甚至转入地下加入武装抵抗。
然而，教会高层当时仍奉行其称为“批判性合作”的政策，与马可仕独裁政权保持合作关系。
直到1986年2月，局势剧变。当时马尼拉总主教辛海棉枢机（Cardinal Jaime Sin）呼吁民众走上街头反对马可仕，引发举世闻名的“人民力量”运动，最终推翻总统马可仕。
辛海棉枢机在2001年再次发挥关键作用，协助推翻面临政治危机的总统约瑟夫·艾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
然而，之后教会领袖被批评与艾斯特拉达的继任人──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雅罗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过从甚密，部分原因是希望她在日益高涨的社会与政治压力下，能支持教会反对扩大计划生育与离婚合法化的立场。
此外，即使杜特尔特总统的毒品战争造成极大人命损失，教会对此亦不愿公开谴责，因为在发生杀戮的贫民区以外，这场运动仍然受到广泛民意支持。
如今，距离教会推动人民力量运动推翻马可仕政权已近40年，其影响力似乎减退至类似一个世纪前的情况。
例如，教会曾极力反对《2012年生殖健康法》（Reproductive Health Law），该法令仍成功在国会通过，人们更易取得避孕措施。
菲律宾天主教徒在性别与离婚等议题上仍普遍持保守立场，但熟悉菲律宾天主教的社会学家科内利奥（Jayeel Cornelio）指出，这场在生育控制议题上的挫败，显示教会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已经削弱。
“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天主教会几乎被边缘化。当小马可仕（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于2022年参选总统时，许多天主教领袖与机构明确表达反对，甚至公开支持在野党候选人，但小马可仕最终仍然当选。”
许多菲律宾人欢迎这个变化，似乎也包括戴维枢机。
他说，“治理不是教会的职责，正如管理教会也不是政府的职责。”
“但我们可以彼此互补──我不能说我们完全不涉政治。只要我们坚守作为道德与灵性领袖的角色，我们可以指导，甚至对政治与经济议题发表指引。”
然而，即使是这种较为有限的教会角色，也遇上阻力。
自从十三年前国会突破教会反对通过《生殖健康法》后，如今菲律宾国会又在推动另一项与教会立场相左的法案──离婚合法化。
菲律宾首位跨性别国会议员洁拉尔丁·罗曼（Geraldine Roman）说：“我不期待他们会改变官方教义，但作为立法者，我的责任是解决菲律宾人面对的问题，我不希望教会干涉我的工作。制定偏袒任何宗教的法律是违反宪法的。”
身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认为教宗方济各以“我凭什么去批判”（who am I to judge）这句话，为 LGBTQ+ 群体创造了一个更包容的空间。
“现在在我的教会，没有人会错称我的性别。”
但她反对天主教会对离婚法案进行游说，认为这项立法能解救数以千计受困于暴力婚姻的菲律宾女性。
“教会有权去劝导教徒维持婚姻，但最终这是夫妻的决定，就连教会也不能干预。”
天主教会面对的挑战还包括信众日益疏离。虽然过去30年天主教徒人数仅略有下降，但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弥撒的比例却减半，如今仅有略高于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有定期参与。
此外，教会还饱受各种丑闻困扰，尤其是涉及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批评者指出，尽管教宗方济各有处理相关问题，但力度仍然不足。
戴维枢机回忆，前总统杜特尔特如何“喜欢挥舞”一本名为《秘密祭坛》（Altar of Secrets）的书，该书揭发菲律宾教会的种种丑闻。杜特尔特会说，“那些伪君子，别听他们说话。他们言行不一，是施暴者。我必须说，有些人完全相信了这些说法。所以我并不惊讶我们的道德信誉会受到质疑。”
但他也补充说，辩解心态并不是教会重建信任的方法。
“应该是谦卑。如同教宗方济各所建议的，要敢于脆弱、敢于接受批评。不要待在那个高高在上的神坛上，让人无法接近，要展现我们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