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本身并未列出改革的各项细节，但提到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该文件公布后会列出更详细的改革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公报提到，「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週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在10年前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并未设定时间节点。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笛认为，公报释放了习近平连任四届的信号。其内容称，要「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还提出2029年完成本轮改革目标。那么意味着习近平将在2029年，也就是他的第四个任期内领导改革。
「公报只是会议的总结，改革细节可能会在几天后的另一份文件中披露。」经济学人智库高级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表示，儘管如此，会议结果符合其预期，即三中全会是现有政策调整的延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将走向不同的政策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公报最后提及，「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中共对这位前外交部长依然保留了「同志」的称谓，并未像之前的两位国防部长一样开除党籍，也并未透露他所涉及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以及他辞职的原因。
相比之下，对与秦刚差不多时间被撤职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等人，公报中的表述则更为严重——「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
去年7月，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部长职务，由他的前任王毅重新接任。秦刚当时仅上任七个月，这被视为是中国多年来最大的政坛意外事件之一。
现年57岁的秦刚曾是中国半世纪以来最年轻的外交部长，并被视为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政治新星，但之后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短命」的外长。
今年2月，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宣布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当时外界同样关注并未使用像针对其他「落马」官员时所惯用的「罢免」一词，而是称其主动「辞去」职务。
此后，秦刚只剩下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直到本次三中全会，一直未被开除党籍。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Dali L. Yang）对于2月时秦刚「辞去」人大代表职务，曾向BBC中文表示，当局允许秦刚自行请辞表明，无论他可能涉及到什么错误，都或许不会「上升到被视为犯罪的程度」。
「因此，他不会锒铛入狱，而且很可能被允许保留中共党员身份。根据他违规的具体情况，他甚至可能在被降职后被赋予一些角色。」杨大利分析说。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笛表示，撇开各种传言不谈，客观地讲，秦刚的晋升速度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在三个月内连升两级（从副部长到副国级）。这一安排即使没有习近平的积极干预，也只有在习近平的允许下才能实现。 也就是说，秦和习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捆绑在一起的——没有办法在让习不出丑的情况下让秦出丑。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让秦刚更体面地退出，即『主动辞职』。」宋文笛认为，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晋升虽快，但并不特别。提拔李尚福的决定可以归咎于他的前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他已经被清洗了）。当一个人和他的政治靠山已经倒台时，踢他一脚就容易多了。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成为中共总书记，2013年3月的「两会」上当选国家主席，一个月后就宣布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
按照中共之后公布的文件内容推算，他当时已「亲自」担任决议起草小组组长（此前未有），200多天后，推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广为传播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口号，据中共官媒报道称，为习近平亲自拍板。当时一度被认为这是中国将进一步实现经济自由化的标誌。
上述2万字的文件在之后的10年中主导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但随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金融等行业强力监管和干预，尤其是房地产和教育培训行业，前者造成多家房企垮台和「烂尾楼」，后者造成教培行业的集体失业。
十多年后的今日，在备受关注的经济改革领域，本次三中全会提出，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同时，也在强调监管——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此外全会还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但并没有看到堪比十年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口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相比之下，十年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这一次（「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製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至少从公报上来看，力度有所减弱。
郝福满认为，往好的方面看，「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支持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国有经济）写进了公报。 此外，财政、金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创新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也被写入公报，但细节不多。 如果没有更多细节，将很难评估这些改革是否能在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週年的最后期限之前真正实现。
徐天辰认为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和有效管理的市场」是此次三中全会的两大关键词。
他进一步解释称，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几乎毫无意外地成为优先事项中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将有一种「中国式」的改革，不是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而是通过围绕创新或强制採用国内技术而设定的关键绩效指标。
「虽然公报大谈市场，但其措辞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并无太大出入。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都将是有分寸的，并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徐天辰表示仍然对财政改革抱有很高的期望，儘管公报对这一话题的表述非常简短。
公报在列举几个改革领域时，将财税、金融称为「重点领域」，后文又再次提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