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下称通讯局）近日提出修例建议，核心内容是，广播机构製作涉及国安法及国民教育节目时，不须遵守「持平要求」，因为「持平」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
相关建议引起广泛社会争议，不少人疑惑为何「国安就不用持平」。新闻界担心此举开启坏先例，进一步收窄言论空间。
有学者批评当局做法违反媒体专业，也反映香港越来越靠拢中国大陆「媒体是党国喉舌」的广播理念。
通讯局公布的有关建议，源于《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一项新规。
今年2月，该局要求本地免费电视台和电台，除此前规定每周播放时事节目的时数外，须额外每周播放最少30分钟有关国民教育、国民身份认同和正确认识《港区国安法》的节目，此规定列入各机构12年牌照的中期审核内容。
受影响媒体包括三家「免费电视持牌机构」无线电视（TVB）、香港电视娱乐（ViuTV）、奇妙电视（HOY TV），以及两家「声音广播持牌机构」香港商业电台和新城电台。
时隔5个月，香港通讯局发布最新谘询文件指，持牌机构可能忧虑这类节目或被指无包含对立观点而衍生投诉，或只为恪守节目须「持平」的规定，而加入反对《港区国安法》言论，可能令持牌机构承受触犯相关法例的风险。
因此，当局认为应在《电视节目守则》和《电台节目守则》中明确，「持平」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这类节目，豁免「持平」要求可以便利持牌机构的营运。
香港通讯局目前正就有关建议展开公众谘询，至8月16日结束，为期一个月。
香港通讯局的文件一齣，旋即引起大量讨论。在香港的社交平台及讨论区上，有网民质疑「不用持平，即是承认洗脑？」、「官方认证偏颇」、「一面倒，只可以唱好」、「政府要的不是传媒是要宣传机器」。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峯对BBC中文表示，「持平」一词在语言上是正面的，也是社会对媒体的基本期望，「国安节目不用持平」从字面上产生很多疑惑。
「为什么国家安全就不用持平？如果不持平，那些节目是在做什么？站在政府的立场也不合理，如果你要推广国安法和国民身份认同，但又讲明是不持平，要怎样说服公众那是一件好事呢？」
他续指，通讯局的文件显示当局混淆了基本概念，把「持平」（impartial）机械化地理解为「平衡」（balanced）。
「持平不是纯粹平衡，持平固然有立场不偏不倚的意味，但也要看事件本身，视乎各方意见的成熟程度和根据，去作出恰当、专业的处理，不一定是五十比五十。」
事实上，《电视节目守则》和《电台节目守则》已就「恰当地持平」(due impartiality）有明确定义，是指节目在报道不同的言论时，必须以公正不偏的态度处理；应尽量反映所有主要而又关乎宏旨的观点，以便求取平衡；不应隐瞒事实而有所偏倚，或轻重倒置而误导观众。
现行守则指出，「恰当地持平」并非要每一方意见佔用相等时间，或每一方的意见长短相等，亦非要求节目对每个富争议问题保持绝对中立。作决定时，持牌人应以专业判断为考虑标凖。节目主持人应尽量鼓励各方表达意见。
过去，通讯局曾多次以「持平规定」作为裁定投诉是否成立的标凖，包括指2020年至2021年间香港电台时事节目《左右红蓝绿》、《头条新闻》在评论警方时言论有欠持平，没有让警方及时回应。2013年裁定无线电视节目《东张西望》製作的《电视牌照风云》「未能恰当地持平，报道各方意见时没有尽量求取平衡」，因而罚款5万港元。
李立峯教授说：「现在通讯局不是否定持平作为基本原则，也不是说所有节目都不用持平，它只是豁免了两三样（如国安节目）。这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着持平原则，认为有其重要性。既然是这样，为什么那两三样不用持平？坦白讲，这讲不通。」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巴士的报》社长卢永雄日前撰文指，持平凖则只适用于新闻报道，教育等节目并不适用，而在西方社会，「国家安全观」也有凌驾性，例如美国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美媒在关键时刻会完全站在国家立场上报道，以免挫伤士气。
卢永雄又认为不应「泛化持平原则」，因为这在客观上助长「逢政府做事必反」的声音，成为鼓吹「港独」的温牀，「持平是有界线的，在国民教育和国安教育上，不应纠缠于所谓『持平』的争拗」。
不过，翻查现行的《电视节目守则》和《电台节目守则》，「恰当地持平」原则不仅适用于新闻节目，也适用于「有关香港公共政策或备受香港公众关注而又具争议的真实题材节目」。
李立峯表示，国民教育及国安节目属于「社会事务」，须符合持平原则。他续指，「国家安全很重要」是一个抽象概念，也许跟「人命很宝贵」一样被认为不需讨论，但实际上如何理解和分析国家安全，则没有必然对错。
「什么叫国家安全？什么情况下可以凌驾一切？国家安全受到多严重的威胁，政府才有权限制言论自由甚至人身自由？——争议点不是在于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本身，而是在于要懂得轻重之别（sense of proportion），是细节和执行的问题，以及随着时间转变是否需要修正。这些具体问题是应该有讨论空间的，而涉及到讨论就必须持平。」
李立峯进一步指出，当局「不用持平」的建议，不符合香港的广播传统，反而靠近中国大陆的制度。
他说，香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跟随英国和欧洲式的公共广播传统，传媒被视为是「公共服务广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除了公营的香港电台，私营商业机构的发牌条件也加入公共服务要求，例如必须播放香港电台节目、植入式广告等商业元素受规限等。
「这套制度在历史上源自西方，但重点不是东方西方，而是建基于的传统理念是一个自由社会，而自由社会有专业、独立的媒体，不受政治及经济力量操控，根据的是一套专业原则，去服务公众利益和提供公共服务，这是自由社会最基本的想法。」
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大量媒体为国营机构，有「党和政府喉舌」的功能，负责宣传工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就写道，「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新闻事业作为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必须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要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等错误观点的影响，包括标榜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
该文指，新闻舆论工作是「意识形态阵地的最前沿」，舆论导向正确能凝聚人心，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对此，李立峯说：「两地对于舆论的看法不同，香港是持平报道，然后让舆论自然发酵和形成。大陆是强调要正确地引导舆论，所以在他们的语境下，（持平）的确讲得少。两种看法和社会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要有『一国两制』。」
资深新闻工作者、前香港记协主席杨健兴对BBC中文表示，自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反对声音基本上已在广播媒体绝迹，还在运作的电子传媒都立场「亲政府」，製作的节目「本身已经很不持平，没有多元声音」。
「如果现在连这些亲建制的机构都担心持平会违法，令通讯局索性要明文写出来『豁免持平』，这正正反映出国安法的红线有多难掌握。」
他批评，有关建议恐开启坏先例，担心言论空间进一步收窄。 「所谓国民教育和国家安全节目，并没有清楚的定义，文化艺术也有可能触及到国民身份认同和国民教育，如果这个範围越来越阔，言论空间就越来越窄。」
前香港《信报》总编辑、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专业应用教授陈景祥也表示，后续要留意的是这种「国安就不用持平」的规定，会否延伸到新闻及公共事务节目。
李立峯则指出，当局发放一个讯息，就是关乎国家安全就不用持平，但在法规上「不用持平」不等于「不准持平」。
「无论是新闻还是时事节目，最终还是看传媒机构是否愿意持平。这已经不是规矩条文的问题，而是香港新闻界在这个政治气氛下自我审查很严重，即使有值得讨论、有空间讨论的议题，也为了避免麻烦而不愿进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