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香港、现年30多岁、在本地从事媒体行业的陈先生（化名）结婚不久，他跟妻子都喜欢小朋友。但他说，两人何时、在哪里生小孩，甚至最后要不要小孩，目前都还没有定论，很大程度，这取决于两夫妻的去与留。
陈先生告诉BBC中文，“如果有下一代就要思考移民的事情”，或是等离开香港后再要小朋友。
除了常被诟病的教育制度、住屋和经济压力，香港过去五年经历过的政治社会大环境变化，让越来越多像陈先生这样的年轻家庭重新思考他们的生育计划，有些留守的人还在举棋不定，有些决定为移民推迟生育，另一些则为了孩子的教育举家移民，致学龄儿童及新生婴儿数量锐减。
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 以及后续警方与示威民众之间的暴力冲突。 对此，北京当局实施备受争议的《香港国安法》，引起广泛不安，触发香港新一轮移民潮，人们在港的生育意愿随之下降。
据香港统计处数据，2022年香港总和生育率降至历史低点0.701，及后2023年有所回升至0.751，但徘徊在全球排名的榜尾位置。
有鉴于香港生育率跌至历史新低，香港民研于2024年发表首个民调专题“香港下一代？”，透过网上组群民调探讨港人生育意愿、考虑因素、不同群体的意向差异，共收到2,496 个有效回应。
调查发现，受访的18至39岁女性中，八成人表示不希望生育；而在不愿生育的被访者中，43%考虑的是政治环境，仅次于对教育制度的忧虑（58%），居住空间为43%；这些考虑因素远高于成家意愿或事业发展。
根据香港青年协会青年研究中心公布的“青年价值观指标2022”调查结果，受访的15至39岁青年中，认为自己会生儿育女的比率创下新低，由2017年的87.6%下降至2022年的57.1%。
陈先生说，虽然过去香港的教育制度及文化遭到不少批评，但他觉得作为家长，仍然有能力可以让小朋友在一个比较愉快的童年下长大，“原本只会想，我有没有办法或能力在这个环境下保护到我的小朋友。”
但是，目睹及经历了这几年香港社会及政治环境的转变，国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在校园内大力推行，陈先生说他和太太有着这样的共识：在香港不太适宜养育下一代，他没有信心能够好好地保护到自己的孩子，“会觉得无能为力、处理不到…如果他是很服从，我可能又不太接受到，如果他很不服从，他又不被这个社会所接受，我觉得是颇难处理的。”
目前他们仍然处于挣扎的阶段，但考虑到生育的年龄限制，故在这几年内亦需要作出决定，“另一个共识是，一旦要生小朋友，都应该要离开香港。”
从事文化工作，现年37岁、结婚七年的Virginia（化名）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说，她并没有生育的打算。除了个人因素外，香港的教育及政治环境是同样令她却步的原因。
她说，近年身边不少有下一代的朋友都选择移民，“要不就是已经移民，要不就是准备移民。如果我有小朋友，我都会觉得一定要走。”
Virginia说， 早在结婚的时候 ，已跟丈夫协议不会生育，“没有特别喜欢小朋友。”虽然在这两年间，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她亦曾经考虑过可以生育，但最终因为未能与丈夫达成共识，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特别提到早前一宗新闻报导有学校要求佩戴全视线眼镜 (变色镜片)的教师在升国旗期间必须除下眼镜，校方称镜片变黑“会产生恶劣政治联想”。
“从这么小事已经看到学校的取向，我不觉得自己的家庭教育可以抗衡这个大环境。”
但Virginia解释说，香港的教育制度及文化，是让她对于生育却步的最大原因。 除了教育政策之外，她从其他已有小孩的朋友身上观察到，香港家长间强调竞争、催谷的气氛，是其中一样令她感到不适的地方，“在香港，就算不想做怪兽家长，都会变成了怪兽家长。”
大环境下， 除了人们留在香港的生育意愿不高，很多年轻父母亦选择带同下一代举家移民。
2024年8月，Anna一家带着近四岁的女儿移民到英国，希望能让下一代在教育环境较为自由的地方成长。Anna目前定居伦敦，在女儿出生之后的那一年，Anna已经开始计划移民，她坦言，若果没有小朋友，未必会离开香港。
在接受BBC中文访问的时候，她指虽然一直渴望生育小朋友，但经历了2019年之后，她多了一种犹豫的感觉，故结婚后并没有积极计划生育，而是顺其自然，“我记得当我发现有了小朋友的时候，我是一直在哭，因为很担心，会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有下一代？会否害了她呢？”
在香港从事资讯科技行业、目前33岁的陈小姐已经有了个半岁的女儿，早在备孕阶段，她就已经与丈夫计划移民。
希望有小朋友的她在计划生育的时候，已经与丈夫商量日后的去向。她告诉BBC中文，移民的决定是直接跟下一代有关，“如果不生小朋友，那是没有一个急切的需要。”
而她说，这个决定跟教育和政治都有关。
目前陈小姐及丈夫正在申请澳洲的全球杰出人才签证计划，处于等待阶段，未知会否获得批核。对于她来说，最理想是在女儿升读小学之前能够移民，但若果未能获得批核，则可能会考虑在女儿中学期间将她送到外国留学。
在她的身边，有些年轻夫妇在还未生育之前已经移民到其他地方，安顿之后才再计划生育下一代的事宜；而一些朋友则坚持不会生育，“有些人会觉得不要祸害下一代，（不要）让他在香港成长，这些我都有听过。”
根据香港教育局的数据显示，2022/23学年的中小学学生流失率达高峰，当时的净流失逾2.7万人。而自2020/21学年起，三年合共流失近6.8万个中小学生。
这些曾经被计算进香港新生婴儿数字里面的人口，一旦随着父母移民到外国，同样会导致到本地的人口下降。
目前没有相关研究讨论政治社会动荡对香港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或有多少影响。但据宁波诺丁汉大学王庆丰博士和孙煦博士一份学术研究指出，政治自由在塑造人们的生育观念方面发挥作用，并且会对不同收入的国家生育率产生不同影响。对于中、上收入的国家来说，政治自由度的恶化会对生育率的下降造成压力。
据香港统计处资料显示，2024年新生婴儿的临时数字为3.6万，高于2023年的3.3万。但这个数字仍然低于2021年及之前十年的新生婴儿数目。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叶兆辉接受BBC中文访问指，近年观察到一些移民外国的年轻夫妇，到达了外国之后才决定生育，变相其子女是在外国出生。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英格兰和威尔斯父母来自香港的新生婴儿，从2019年的1,568人，增加到2023年的2,129人，增幅近35%。而2019年至2023年这五年间，总共有8,917名英格兰和威尔斯的新生婴儿的父母来自香港。
叶兆辉说：“或者是移民之后比较愿意生育，然后就在那边生了。”他指，移民了的这些年轻家庭或认为香港不是理想去养育下一代的地方，对于一个地方未来的想像与投射也直接影响相关的决定。
有分析指，英国孕妇及其伴侣可获的产假多、生育开支较低、免费托儿服务、政治相对稳定等，都是能吸引生育的因素。
除了人口政策研究外，叶兆辉亦是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学童自杀是近年香港社会关注的议题之一。据立法会文件显示，过去10年间本港学生自杀死亡人数增加近两倍，这种趋势的增加，也是生育与否的其中一个考虑，叶兆辉说：“生存跟生育是有关连的。”
一些家长即使在香港生育小孩，但也有计划在某个年限到来之前离开香港。
李小姐的儿子在疫情期间出生，目前三岁。她告诉BBC中文，希望能在儿子升读小学之前前往英国。对于生育的决定，她多年来都有所挣扎，“本身也喜欢小朋友，但要他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才能够给予他有一个完整机会去发展呢？”
怀孕的时候，正值《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但她对于小孩的到来倒没有太多的担忧，“也知道情况是恶劣的，但未至于觉得是end game，只是看之后怎样去部署，以及思考如何去自处。”
相对于政治环境，李小姐认为香港的整体教育环境是更直接让她希望儿子能在外国成长的原因，“我觉得这里不是太接受到小朋友有不同的个性，香港的教育制度是鼓励服从性，学校面试的时候已经要听指令。”
据英国内政部公布，截至2024年首三季已批出共约21.6万BNO签证的申请，已抵达英国的人数为15.8万；据《加拿大星岛日报》引述，加拿大移民部的资料显示，过去4年共接获约2.4万份香港救生艇计划永居申请个案；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的资料显示，2019年至 2024年有大约5.29万名港人在台湾定居。三地的数字共有逾29万人口。
低生育率是全球发达经济体共同面对的困境，不少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近数十年的生育率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在亚洲一些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尤为严重。
目前人口可持续出生率为2.1，意味每名女性需要平均生育2.1名婴儿，人口才不会下降。惟包括香港在内的东亚地区，例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自上世纪90年代起已开始跌穿相关水准。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book）预测统计，每1000人中，香港有7.6新生婴儿、台湾有7.3新生婴儿、韩国只有7新生婴儿。
为了鼓励生育，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尝试推出不同的政策。
香港政府于2023年的《施政报告》中，推出为期三年的“新生婴儿奖励金”以鼓励市民生育，金额为港币两万元。截至2024年9月，政府已向25,841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金额约5.2亿元。
除了奖励金外，《施政报告》亦提出让有新生婴儿出生的家庭缩减申请公屋轮候时间、预留居屋及绿置居单位总数10%予有新生婴儿的家庭优先选楼、税务减免、增加幼儿中心名额和津贴等。
谭小姐的儿子在2去年出生，她是能够拿到两万元的父母之一。
但谭小姐接受BBC中文访问时坦言，自己的生育计划与两万元的奖励金没有关系。现年34岁的她，过去一直都希望能有小朋友，认为能让家庭更加完整，而她也希望能够赶在35岁这个被视为高龄产妇的年龄前生育。
去年听到政府推出奖励金的时候，她并没有太大感觉，“不会因为有两万元就想要生小朋友。”而即使拿到二万元之后，对于这个家庭的实际帮助亦不太大。怀孕期间，谭小姐每月都要到私家医院进行产检，“加上其他检查的费用，都已经超过两万元，可能只是帮补一下吧。”
另一方面，目前她正以家庭名义申请政府的公共房屋，据香港房委会称，公屋的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5.5年。若轮候时间缩减一年，大约4.5年左右便能轮候得到，但她也不确定是否真的能够加快“上楼”的速度。
叶兆辉教授说，目前低生育率的情况难以逆转，对于并不打算生育的人士来说，以经济诱因为主的政策并不会带来实质帮助，反倒若能为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清除障碍、提供协助，或可改善生育率的情况，“可能会令到有一群介乎于生育与不生育之间的人有所改变。”
叶兆辉指，住屋、经济、教育、托儿、家庭友善的工作环境等都是生育与否的关键考虑因素，“又例如她是否觉得香港一个适合的环境去养育小朋友，或者对于现时社会的氛围，一些非物质性（因素）是更难处理。”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家乐告诉BBC中文，2022年香港总和生育率降至历史新低0.701，当时香港正值疫情时间，他指背后亦涉及不同因素，“社会气氛不开心，人不开心就不生小朋友，而疫情可能导致推迟结婚，变相也令生育延迟，经济原因也会有隐忧。”
张家乐指，香港并非唯一透过现金奖励来鼓励生育的地方，过去南韩、新加坡等地亦有推出过类似的措施，惟成效不高，“效用有限，只是令到部分想生小朋友的人提早完成计划。”但他也认为政府需透过不同措施改善生育率，“因为不能令生育率无止境地低下去，有时候不再跌也是其中一个成效来的。”
去年，香港立法会的研究人口政策和措施小组委员会举行会议，在会议上面，一些议员讨论如何鼓励生育及营造有利育儿的环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可以在政府办公室增设“婴儿相片”布置，让公务员上班时也能感受“小朋友很可爱”的氛围。选委界议员梁毓伟建议政府带头举办部门青年交友活动，而经民联陆瀚民则建议政府可制作“有感染力、琅琅上口”的宣传片，传播生育气氛。
伴随着低生育率的情况，人口老化的问题在将来会显得更加严峻，意味着日后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只会逐渐增加，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问题。
叶兆辉说，届时会出现劳动人口减少的情况，“整个社会结构也会转变，也会导致财政上出现负担，这是真正的问题。”
“人口政策不只是讲生育率，也包括如何增加人力资源，因为生育率低自然会人口老化，人口老化只会愈来愈少人工作，那经济就会差。”张家乐说这是过往理解人口政策的思考模式，解决的方法会聚焦在延长退休年龄、鼓励退休人士继续工作、鼓励妇女工作，“都是在讲要如何增加人力资本。”
为了“抢人才”，香港政府近年亦推行“高才通”、“优才”及“专才”等计划，截至2024年十月底，高才通计划已批出近8.5万宗申请。
张家乐说，香港政府近年大幅推行移民政策，“搞不定人口生育率，那就唯有用移民，但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澳洲、美国、加拿大之前都是，但这是很具争议。”
而移民来到香港，在生活方式及价值观上，如何与本地居民融合，也是这十多年间香港社会在面对的问题。